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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贷业务涉及的风险合规及监管

原标题:助贷监管系列文章之二:我国助贷面临的行业风险与监管瓶颈

助贷机构在合作中多有业务“越界”


从助贷本源看,助贷机构作为金融科技公司,本身不具备放贷资质,不能直接从事信贷业务。但在实际中,个别助贷机构模糊了金融与非金融的界限,为获取金融机构的助贷资金,往往都会以保证金、承诺等形式提供“兜底”或“保底”,甚至与合作机构以共同出资形式进行联合放贷,这种合作行为本身就面临合规性的质疑,已经走向违法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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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贷业务违规风险


现有的监管政策规定:资金方不得将授信审查、风险控制等核心环节外包,不能异化为单纯的放贷资金提供方[1],资金方不得接受无担保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提供增信服务以及兜底承诺等变相增信服务[2]。


但是,在助贷业务中,金融机构与助贷机构签署“抽屉”协议、要求助贷机构风险兜底已经成为行业“潜规则”。虽然我国监管高层多次发文明确要求金融机构不得将授信审查、风险控制等核心环节外包,不能异化为单纯的放贷资金提供方,不得接受无担保资质的合作机构提供增信服务以及逾期资产代偿、兜底承诺等变相增信服务等。


因为,在兜底条款下,银行机构可以比较安全地获得较高的固定收益,往往会降低了对助贷机构的要求,甚至将风控等核心业务外包,对于助贷机构资金去向、风控等方面也不做过多干涉[3]。因此,在利润的驱动下,商业银行和助贷机构都有可能合谋,突破上述的监管规定,铤而走险。


助贷业务违约风险


借贷客户的违约风险是不可能完全规避的,资金方、助贷机构、增信机构合作助贷业务时,并不能完全避免违法合同的风险,只能尽可能降低不良。由于借贷资金是由资金方百分之百发放的,因此,这也是资金方不能将授信审查、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外包给助贷机构的主要原因。


虽然表面上助贷机构做第一道风控,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做二次风控,但实际上银行往往会将核心风控交由第三方助贷机构来做,银行等资金提供方通常会要求助贷机构提供担保,这就有可能造成助贷机构出现风控工作审查不严,导致逾期、坏账增多,进而将风险向银行等资金提供方传导、扩散,自身风控流于形式,最后银行业金融机构只是充当了助贷机构的“钱袋子”,将系统性风险隐患留给了金融系统。


助贷业务道德风险


助贷机构的道德风险体现在,助贷机构与借贷客户串通,套取资金方的贷款资金;或者助贷机构为追求更高的服务费,故意降低推送给资金方的资产质量要求,盲目扩大贷款规模。因为资金方和助贷机构合作开展助贷业务过程中,商务合同并不能完全约束助贷机构的行为,所以,道德风险依然是助贷模式中一个重要的风险点。


助贷业务存在暴力催收、砍头息等不法现象


虽然我国监管层多次发文要求清理整顿现金贷和网络小贷的高利借贷、暴力催收、滥用信息等问题,但从目前情况看,不少助贷机构其实就是在做现金贷业务,并无场景依托,这也就意味着存在砍头息、暴力催收等现金贷“通病”。例如,在21CN聚投诉上就可以看到不少借款人对助贷机构产品的投诉,其中不乏知名助贷机构。这从侧面反映出,个别助贷机构存在暴力催收、砍头息、高利贷、高逾期费等问题必须要引起监管层重视,着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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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上述五大风险,助贷行业的监管也面临巨大考验。从目前我国助贷行业情况看,基本上存在如下监管瓶颈。


1、助贷监管立法处于空白状态


目前,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是调整助贷业务的。从现行法律上看,《商业银行法》只是调整商业银行业务规范的,并不针对助贷业务,对有商业银行参与的助贷业务也无从监管。所以,我国至今没有出台过一部专门调整助贷业务的法规,助贷业务立法规范长期处于空白状态,不仅不利于对助贷参与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不利于对助贷业务的监督和管理,助贷机构更容易被视为另类企业。例如,当前监管规定,各类机构以利率和各种费用形式对借款人收取的综合资金成本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4]。但是,民间借贷不同于金融信贷,两者并不能相互替代,共用一个法规,只会导致张冠李戴,将金融信贷与“民间借贷”或“高利贷”混为一谈,造成社会公众对助贷认知混乱,给助贷业务稳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2、过于严苛政策限制了助贷业务正常发展


2017年12月,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发布《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规定第三方合作机构不得向借款人收取息费。也就是说,任何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助贷业务的机构均不得向借款人收取息费。


课题组认为,141号文强调助贷“回归”普惠金融的“本原”是正确的,但过于严苛的规定不仅将助贷机构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主要融资渠道、方法、范围都限制住了,也中断了银行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的渠道,更让持牌助贷机构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合作的积极性受到挫伤。例如,现行监管规定,城商行或农商行为代表的资金方开展互联网联合贷款业务,应坚守“立足当地、服务当地、不跨区域”的定位,严格管控异地授信或跨区经营[4]。但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的信贷交易,很难真正做到不跨区域,不可能真正做到仅在本地区开展助贷业务,只会极大助贷机构经营成本,提高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度。


3、缺乏监管重点,存在“多头监管”问题


课题组认为,在助贷模式中,对资金方监管才是最主要的,监管机构应该针对商业银行进行重点监管,坚决管住资金的最后放款出口,起到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否则,东也管,西也管,缺乏监管重点,抓不住助贷监管的主要矛盾,就会出现多头监管的问题。


目前的状况是,银保监局负责商业银行助贷信贷业务指导与监督,金融办(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则负责助贷机构助贷业务与风险监管,而互联网协会、小贷行业协会又对助贷机构进行合规审查和日常管理。由于这些机构立足点不同,监管角度不同,导致监管政策很难协调一致,政出多门,影响了监管整体效能发挥。例如,对助贷业务风险的评估监管,银保监局与金融办指标不同、标准不一,对助贷业务风险评估指标和评级方法差异较大,加上监管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统一的协调,其结果更是大相径庭,无法达到助贷业务风险监管评级应有作用。


所以,目前这种由不同机构针对不同机构采取不同分段监管方式,已经形成“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定式思维,造成监管职责不明,暴露出很多监管盲区,留下不少风险隐患,也给监管套利提供了一定空间。